若是没有情节没有故事的小说，充斥广大读者的视野，恐怕小说这种艺术的末日也就不会太远了。
西方现代小说的特色之一是淡化故事情节，小说不论长篇短篇，要是写得简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会被认为是了不起的成就。为了强调这一特色，一些现代派往往把古典派作家的一些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作品贬了又要贬，起到了抑彼扬己的效果。或许因为现代派离当代人更近，他们的大声吆喝听得更清楚，我们就难免受到影响。其实这是世界文学发展史上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认真追究起来，小说作为文学艺术之中的一种形式，如今享有读者最多，倒是首先归功于众多古典作家写出了无以数计的好情节好故事的伟大小说；若是没有情节没有故事的小说充斥广大读者的视野，恐怕小说这种艺术的末日也就不会太远了。
所以古典名著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这种现象也迫使西方当代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以一种更客观更公正的新眼光来审视古典小说。比如英国文学批评家帕特·罗杰斯在《英语大作家·小说家》一书里，对丹尼尔·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就有这样很妙的评价：“故事中的摩尔神秘性格的厚度和个性深度，讲故事的摩尔好象没有完全理解。”此语悬而又悬。看过笛福这本名著的人都知道，全书均是女主人公摩尔以第一人称娓娓动听地讲述她自己的经历：当了五任妻子；做了十二年妓女；干了十二年小偷；被流放了八年；晚年发了财，过上了体面生活；死时成为一个虔诚的忏悔者。我国著名散文家和翻译家梁遇春在三十年代初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取名为《荡妇传》。这个书名很能代表一种理解。
前不久受约给笛福的一个小说集写一简短的前言，翻看了不少资料，仍然很难给摩尔这样一位传奇女性下定义。荡妇？风尘女子？江湖客？黑道上的女流？似乎都不准确。后来读到一位老红学家解读《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里的袭人这个丫头，说她是典型的水性杨花的旧式妇女形象。“水性杨花”在此界定没有任何社会和家庭依托的女人，等于常人之于社会环境的“随遇而安”。仅仅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看，“随遇而安”的活法应该被看作是向上的，积极的。英国著名学者安德鲁·桑德斯在其新作《简明牛津英国文学史》里说：“她的经历是艰难的，但仍然是向上的。”这两种评价有些吻合，于是我比较满意地给笛福笔下的摩尔定义说：一个传奇式的水性杨花的妇女形象。
说比较满意是因为对摩尔能跟五个男人生活得有滋有味，其中之一还是他的亲兄弟，我仍然感到不大理解。近来因为核对几条注释，再次细读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巴斯妇的故事》，开篇就听这位巴斯妇扯足嗓门儿洋洋自得地叫嚷说：“自十三岁以来，诸位，我感谢永生的上帝，在教堂门口我已经接待了五个丈夫。”这个可爱的悍妇心直口快，不依不饶地直接与耶稣对话：你在《圣经》里责备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人家结了五次婚，现在同床共寐的不是她的丈夫。这叫什么话？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第五个男人就不是这撒玛利亚妇人的丈夫了？不是丈夫是什么？请看所罗门先生，那位贤明的国王，我相信他不止娶了五个妻子吧？愿上帝哪怕让我有他半数的滋润的机会也好啊？
这真让我们有恍然大悟的感受：一个女人的五次婚姻原来有如此深远的渊源！他不仅涉及宗教问题，而且直指男女在婚姻大事上的平等权利问题！
笛福和乔叟相距三百多年，但笛福时代的宗教统治远比乔叟时期更让人窒息。因此笛福一生的创作主题，宗教道德问题始终是主要的，包括他的代表作《鲁宾孙飘流记》。乔叟在现代英语写作中，被誉为“英语之父”。作为晚辈文人，笛福无疑研读过乔叟的作品。这样看来，摩尔的五次婚姻和巴斯妇的五次婚姻决不是一种巧合。这点从《摩尔·弗兰德斯》的第一人称讲述风格和《巴斯妇的故事》开场语的第一人称讲述风格，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桑德斯在他的大作《简明牛津英国文学史》里写道：“巴斯妇则以其独特的粗鲁言行反对了那些反女权主义的陈腐观念”，“我们应该认识到她刺耳的叫声本身就是过分僵化的夫权制思想和行为的直接后果”，以巴斯妇作为参照，笛福笔下的摩尔显然就不仅仅是“一个传奇性的水性杨花的妇女形象”所能概括了，至少应该把“反宗教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合并进去，我们才能从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里读出更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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